从公司发展史考察，的立法体例大体经历了从自由设立主义、特许主义到核准主义、准则主义、严格准则主义的过程。我国在修改前对设立基本上采准则主义，对设立则采核准主义。这是公司法于1993年制定时基于当时的背景采取的防止滥设公司的政策，其初衷是为了避免滥设公司导致社会经济秩序混乱。这在当时的立法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再采此种公司设立的立法例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严格的准则主义和核准主义尽管可以预防少数违法者的行为，却为多数者设立公司带来了不便，不利于鼓励交易，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自由企业制度。而且，以防止公司滥设作为公司法的立法主旨，必然会导致公司法中强行性规范增加，严重损害公司法的私法属性，使得公司法的立法目的无法实现。所以，公司法修改以方便投资者设立公司的政策取代了防止滥设公司为主旨的立法政策，其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对公司设立采准则主义和核准主义相结合，一般情况下实行准则主义，但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要经过证监会核准。不仅如此，在公司设立的条件、方式、程序等方面也充分体现了自由设立公司和方便设立公司的立法主旨。
例如，降低了公司最低限额，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由原来的10万元、30万元和50万元降为3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原来的1000万元降为500万元；又如，允许设立一人有限公司；再如，减少了公司设立条件中不必要的限制性内容，允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分期缴纳出资；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