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是的一种方式，属以公权力为主导的司法强制解散，其目的是通过司法权的介入，强制公司解散，以保护在公司中受压制的小股东和人的利益。新公司法实行后，该类诉讼呈多发趋势。但在司法实务中，部分股东在提起司法解散公司诉讼时存在滥用解散公司的嫌疑，比如：有的股东提起此类诉讼的目的不是要求解散公司，而是希望通过诉讼迫使其他股东将其全部给自己，或者迫使公司及其他股东在公司的权力分配上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安排;个别股东对完全属公司自治的事项不满消极行使司法解散公司请求权，而不去积极寻求其他救济措施。如此，司法解散公司制度在实际中的效果有可能与设立该制度的美好初衷相背离。
我国新公司法虽然为司法解散公司提供了依据，扫清了障碍，但该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笔者建议，此类诉讼中在审查及阶段均应从严掌握：
在审查立案阶段，按照民法公平、诚实信用原则，结合我国民事主体对诉讼目的的认知能力，提起司法解散公司诉讼的股东的证据提交范围不应仅仅局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若干规定》第一条对符合条件的证据材料的限定上，而有必要对符合起诉条件的证据范围予以扩张，应当由其在起诉时提交已用尽内部救济措施的证据，比如已要求先行和解、转让股权、提出撤销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决议或确认无效之诉、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等方面的证据。同样，起诉股东还应提交“持有表决权10%以上、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等方面的初步证据。否则，应裁定不予受理。如此操作，符合法律对司法解散公司谨慎介入的原则，既保障了股东的起诉权，又衡平了公司和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避免了股东对司法解散公司请求权的滥用。
另外，在司法实务中，笔者发现，股东在提起司法解散公司诉讼时往往要求按照2006年12月19日公布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中规定的非财产案件的标准交纳案件受理费，即按件交纳50元至100元。笔者认为，《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对司法解散公司案件的收费规定不明确，如果按照上述标准交费，实际上是几乎没有了诉讼门槛，也客观上造成股东在行使司法解散公司请求权时存在较大的随意性。而且，如此收费，将与此类案件的审判成本极不相称。笔者认为，股东提起解散公司之诉实质上是为了变更其与其他股东及公司之间的与被投资的法律关系，由于司法解散公司是从主体资格上对公司人格予以“”，与宣告企业破产无异，故该类诉讼按照破产案件收费顺理成章。为便于操作，可以被诉公司的为标的按照财产案件的收费标准计收案件受理费，这样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股东恶意提起司法解散公司之诉。当然，此类案件亦可参照破产案件限定最高收费限额。
由于公司是多种法律关系交织而成的综合体，在审判阶段，判决解散公司应慎之又慎。调解在该类案件审理中处于重要地位，具有独特的价值，应将调解设置为必经程序。此类案件应由法院先做调解工作，并据此观察股东之间的裂痕是否有愈合的可能。可适时建议控股股东与起诉股东在权力分配上做出某些调整或协商修改公司章程、撤销或变更公司决议等。如果股东之间确实无法继续合作，可建议转让股权替换股东以求公司存续。只有在穷尽了救济手段后，公司仍无维系的希望、确有必要解散公司时，才能判决予以解散。
总之，“权利具有天然的腐蚀性”，若不加以限制，将会导致滥用。司法解散公司是一把双刃剑，个别股东有可能利用这一制度达到不正当的目的，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人民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当特别慎重，以求设立此制度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